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出海的历程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最初以原料药（API）和仿制药制剂为主。彼时，中国凭借成本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迅速在全球原料药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新冠疫情之后。

　　“我们观察到，2023年中国全年创新药海外授权（License-out）案例数量达到58个。进入2024年，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上半年已有34个项目成功出海，预计全年数量将保持快速的增长势头。”沙利文大中华区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毛化在近日举办的2024生命科学新投资高峰论坛上表示。

　　在本次论坛上发布的《2024中国生物医药出海现状与趋势蓝皮书》显示，由于我国行业发展起步较晚，基于商业生存和发展的考虑，在早期的成长阶段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快速跟进（fast follow）海外优质创新药或通过License-in模式引进国外创新药的中国权益。但随着国内创新药研发出现同质化趋势，加之政策引导，国内创新药企开始更加重视自主创新研发。

　　2023年，中国创新药出海案例不断涌现。《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君实生物和黄医药以及亿帆生物旗下的国产新药成功闯关欧美市场，首个国产“十亿美元分子”诞生，即2023年百济神州的BTK泽布替尼，其全球收入达到了12.6亿美元。

　　在这一年里，License-out交易的热度亦空前高涨，本土药企License-out的交易数量持续增长、交易规模不断刷新。中国创新药行业开始从“引进”向“输出”转变，2023年License-out事件共发生58起，首次超过了从License-in的项目数量。

　　蓝皮书称，License-out模式成为2023年以来中国医药最为主要的出海方式之一。近年来国内药企的创新能力增强，在生物医药领域资本市场收缩、市场空间有限的大背景下，海外市场显示出许多开拓的可能性。对于本身还未盈利或商业化能力不足，通过将产品管线授权给海外药企，能够获得首付款、里程碑付款及销售提成等费用，这些现金流回报有助于缓解药企的资金压力，支持其后续的研发和运营活动。

　　毛化研究发现，国产创新药资产的价值得到诸多国际MNC（医药跨国公司）认可，例如GSK、诺华、BMS、罗氏、默克等。收购的海外权益包括化药、ADC、CAR-T 等多个方向。

　　此外，近期的License-out交易不再仅限于、信达生物等Biotech企业。越来越多于近年来新成立的Biotech，如宜联生物、安锐生物、舶望制药等，也开始积极参与这一模式，寻求与国际市场的合作机会。同时，恒瑞医药等传统转型药企在License-out交易中的出现频次也有所增加，这进一步证明了该模式在中国创新药出海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从产品阶段来看，License-out交易集中在临床早期阶段。蓝皮书显示，2022年以及2023年至2024年上半年期间，License-out的交易内容集中在处于早期临床阶段的药品。2022年，申请临床、临床1期、临床1／2期以及临床2期的占比总计达到52.5%。2023年至2024年6月30日，这一占比进一步上升至62.0%。

　　License-out交易项目的药物类型具有多元化，未来有望在更多细分领域构建出海优势。蓝皮书显示，从产品方向来看，2022年中国License-out交易项目中，涉及药物类型的数量前三的是单抗和双抗、化药和抗体类融合蛋白，分别占比38.1%、28.6％和14.3%。

　　“创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化学药、单抗药等领域布局早且具有显著的优势，在新兴的双抗、CAR-T和ADC等为中国创新药出海提供了机会，海外企业也正积极将具有管线创新性与临床价值的产品收入囊中。”毛化称。

　　蓝皮书显示，到了2023年至2024年上半年，ADC药物成为重要的出海发力点，跻身于前三的行列，前三的化药、单抗／双抗及ADC在出海项目数中分别占据35.6%、32.2％以及18.9％的比例。

　　“在前景广阔的创新药市场中，伴随着一系列政策支持、自身研发能力增强等因素，我国的国际化创新成果逐渐成型并向外输出。”毛化称。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疾病谱变化以及医疗水平的提升，对创新药的需求持续增长。在临床需求增长的推动之下，全球各国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推动技术创新，加快新药研发进程。新靶点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为创新药研发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使得更多临床申请的提交和新药的上市。与此同时，全球创新药行业也进入了一个机遇多样且竞争激烈的时代，其市场规模处于上升趋势。

　　沙利文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3年，全球专利药的市场规模以3.3％的复合增长率从8877亿美元扩大至10103亿美元，未来增长趋势将延续，预计2026年和2030年将分别达到12312亿美元和14694亿美元。

　　一方面，全球创新药市场巨大，海外市场蕴含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海外创新药的定价空间更广，药企有望以更大的投入产出比从而获取更高的收益。

　　蓝皮书称，相较于国内市场，部分海外发达国家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创新药物市场潜力。以美国为例，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参数，美国的经济总量高于我国。在支付能力方面，2023年我国人均医药支出为164.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医药支出高达1780.1美元，是我国的10.8倍之多。

　　此外，中国医保控费力度大，医药企业选择以降价换销量，盈利能力受挫。从医疗保险体系的构成来看，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以社会医疗为主导，而美国是以商业为支柱的医疗支付体系。我国基本医保需要平衡考量全国参保人员的用药保障需求与医保基金的实际支付能力，且商业保险的绝对值和占比仍然较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在创新药支付支持方面的力度相对有限。

　　“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医疗保障体系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发达国家往往能为创新药提供更广阔的定价空间，从而为创新药的研发带来更高的回报。”毛化称。

　　以在美国上市的本土创新药为例，泽布替尼、本维莫德、特瑞普利单抗和呋喹替尼等药物，其定价通常远高于中国本土市场。这也意味着，国产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后，同一款产品能够获得更高的单品利润回报。

　　中国创新药企业的出海之路，是一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征程。这不仅意味着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更意味着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伴随而来的高风险和高挑战。毛化指出，成功的出海之路无法一蹴而就，面临着“天时地利人和”的考验，企业需要综合产品临床价值的确立、战略模式的选择、专业团队的组建，方能稳健地推进出海进程。

　　蓝皮书称，企业必须具备产品的核心创新力和竞争优势，涵盖了新靶点、新机制的开发，以及现有药物的优化和改良。在此过程中，企业还需选择适合的出海战略及模式，如自主出海、合作出海等，每种模式都独具其优势和特定的门槛要求。同时，对潜在出海地域进行深入细致的评估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涉及到市场潜力、监管环境和竞争格局等多个关键方面。除此之外，企业还需充分了解并适应目标市场的市场准入及流通政策环境，这包括注册审批流程、医保支付政策以及流通渠道等。最后，组建一支兼具国际视野和专业技能的出海团队也是至关重要的，包括研发团队、注册团队以及市场销售团队等多个核心部门。

　　产品的临床价值是出海需要攻关的第一站，包含质量和速度两个维度。蓝皮书称，创新疗法、独特的分子结构或给药方式等，都能为一款产品增添临床价值，最终在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上展现出的优势，是药品拓市场的核心要素。

　　另外，药品的先发优势对其市场推广同样至关重要。《2020年度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评述》显示，在全范围内，针对同一靶点的药物，首个上市的产品能占据45％的市场份额，而随后第二至第四个上市的产品，则分别能获得27.9%、14％和11.3％的市场份额。

　　然而，药物发现和开发是一个漫长、昂贵且高风险的过程。《中国创新药在美国的临床研发进展》中研究团队围绕每一款药物针对其特定适应症开展的临床试验进行了分析，计算了临床开发成功率。数据显示，一款中国创新药在美国开展临床开发，从进入IND到最终上市的成功率仅为1.7%。

　　一项文献对2010年至2017年临床试验数据的分析表明，对于已经进入1期临床试验的候选药物，在1、2、3期临床试验以及药物审批过程中失败可能归因于四个原因：缺乏临床疗效（40%—50%）、难以控制的毒性（30%）、药物特性差（10%—15%）以及缺乏商业需求和战略规划不佳（10%）。

　　FDA在审评创新药时考量因素复杂，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背景下挑战更为系统性。一些中国创新药因试验数据不足以证实其临床价值或缺乏国际多中心研究而被拒。因此，中国制药企业需要转变依赖本土临床数据的研发思维，确保实验数据详实可靠，并充分考虑海外市场患者的患病情况，这是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条件。

　　“为了避免因主观因素导致的出海受阻，中国制药企业应当逐步转变依赖本土临床数据的研发思维，确保实验数据详实可靠，并充分考虑海外市场患者的患病情况，是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条件。”蓝皮书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