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行业是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新冠疫情爆发后，生物医药行业已然成为各国之间新一轮科技和国家竞争的焦点领域。

　　202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更是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的要求，突出了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重要性。

　　生物医药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分别由原材料、医药研发与制造和衍生、流通与终端构成。按照产品类型，主要可分为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两大类。

　　主要为原材料和配套设备。其中原材料主要包括原料药、药用中间体、中药材等，配套设备技术主要包括药用辅料、医药包装材料等。

　　受到环境保护税和环保、安全生产监管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从2018年开始，上游原材料生产面临一定环保治理压力，我国医药中间体行业整体规模目前也呈短期调整态势。

　　主要分为制药生产商和医疗器械生产商。其中制药生产商主要生产各类生物药、化学药、中药和生物技术研究，医疗器械生产商主要从事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

　　中游领域是生物医药产业至关重要的环节，也是我国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封锁最严重的领域。现阶段，为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相关企业进行创新和技术研发和突破。

　　药品流通主要包含了药品批发、零售和电商；衍生产品指的是下游保健产品、医用食品和日化品；终端应用市场主要面对医疗机构、药店等最终消费者。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有3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2015年，2018年和2020年。

　　首先是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简称《意见》）标志着中国医药创新元年的开启。《意见》中对“提高药品审批标准、加快创新药审评审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进行了明确要求，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创新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其次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发达国家对我国生物医药技术加大了封锁力度。为了突围欧美国家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从仿制向创新过渡的进程，国务院于2018年11月发布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简称《集采方案》），通过医保带量采购的方式压缩仿制药的生存空间，扩大创新药的市场。

　　2020年对于我国生物医药行业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疫情的爆发给了疫苗生产企业扩大市场规模的重大机遇。同时，国家对生物医药产业的进一步标准化和规范化、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和产业集聚效应也进一步细化。

　　国家药典委员会于2020年7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为生物医药企业标准化和规范化生产提供了指导；

　　国家发改委在2021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聚焦生物医药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

　　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在2021年10月联合发布了《推动原料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打造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集聚区和生产基地”。

　　随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格局中逐渐从落后变为追赶，我国也迎来了生物医药产业的黄金发展期，医药创新能力已从全球第三梯队进入到第二梯队。这一阶段，生物医药行业具体呈现以下特点：

　　根据中商情报网的统计，2021年我国生物医药市场规模约为15,912亿元，与2017年相比增长了大约11.24%。2021年，生物医药的投融资金额高达1,113.58亿元，是2016年投融资金额的9.61倍，同时，21年投融资事件也突破了500起。

　　上述情况均说明目前我国的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势头迅猛，并且社会资本也在大量向这一行业涌入。从中短期来看，在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倾斜下，生物医药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将持续扩大，资本市场也将继续向生物医药行业倾斜。

　　生物医药行业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在政策上也十分重视生物医药行业从源头创新的鼓励和扶持。尤其近几年，受到疫情爆发和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的影响，创新加速替代仿制也提上日程。

　　据中商情报网统计，2017-2021年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研发投入增加了大约1091亿元，据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医药生物上市企业专利和科创力排行榜》显示，截至2021年12月，中国主板、创业板、科创板上市的医药生物行业企业数达395家，专利申请总量为67445件。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生物医药行业仿制跟随走向源头创新的发展路径日趋明显。

　　我国生物医药行业近年来创新市场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但目前我国生物制药核心工艺装备的国产化占比较低，关键技术的话语权仍旧掌握在国外供应链手上。因此我国始终致力于加快国产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和国产替代进口的进程。

　　以医疗器械为例，2019年开始，受到疫情爆发和“药明生物”等事件等刺激，我国医疗器械出口量大幅增加，2020年度，我国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金额较上一年度增长率为40.52%，而进口金额仅增长了1.66%。

　　未来，国产市占率较低的品类国产占有率将逐步提升。例如，体外诊断领域的分子诊断、免疫诊断等，高值耗材的外周血管介入、人工晶体，医疗设备的 CT 等领域，已步入进口替代的高速成长阶段。

　　与其他产业相比，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殊性在于牵涉到人的生命安全和疾病治疗效果，因此临床试验、上市前审批与上市后监管是生物医药产业的三个重要环节。

　　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开启了我国药品审批标准改革的快车道，近年来为了保障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安全发展，国家对药品审批的质量和审批流程的透明度、效率不断进行优化和提高。

　　仅2021年一年，国家药监局便出台了8项相关方面的规定文件，对药品注册审批、药品监察管理办法和药品审评报告进行进一步的规定。

　　同时，在不断优化审批制度的过程中，我国也始终保持与国际通用规则的一致性，使国内的审批制度逐渐向国际标准靠拢。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简称“BioBAY”）起步于2006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成长为中国排名第一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并逐步形成了从孵化、中试到产业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的搭建。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是苏州工业园区培育生物产业发展的创新基地，已开发五期和苏虞生物医药产业园。

　　目前已聚集了550余家高科技研发企业，形成了新药创制、医疗器械、生物技术等产业集群，并成为近35000名高层次研发人才集聚、交流、合作的创新产业生态圈。

　　截至目前，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在境内外上市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23家（其中三家企业两地上市），园内企业每年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约100亿元，累积融资规模超过500亿元。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等项目更是使生物医药产业园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和产业交流中心。

　　戴德梁行在其最新发布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中指出，一个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想要形成良性的发展生态，将产业集群效应最大化，离不开六大要素的协同效应，这些要素分别是：政策引领、资本支撑、人才驱动、科创突破、平台赋能、运维服务。BioBAY的崛起离不开这六要素的协同效应，但其能够在众多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中脱颖而出，则是在于政策、资本、科创能力和人才这4个方面的独特优势。具体如下：

　　为了将BioBAY打造成“中国药谷”，苏州市委和市政府于2020年发布了《全力打造苏州市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地标实施方案（2020-2030年）》，对苏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十年内的分阶段目标、主攻路线、实施路径和区域布局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且具体化的发展方向。同时，该方案对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了全方位精准补助。

　　首先，在龙头企业招引和地方企业培育方面，政府对在本地设立地区总部的中国医药工业百强、境内外上市生物医药企业给予单个最高不超过6000万元资助，对在本市取得药品注册批件、创新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且在本市实施产业化的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的资助，同时辅以“一事一议”政策。

　　支持企业进行创新，对于对获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省级科技重大专项的项目，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资助，对新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资助；

　　在人才引进方面，政府对生物医药行业国内外顶尖人才采取“一事一议”政策，给予量身定制、上不封顶的特殊支持；

　　针对生物医药产业专项申请，取消申报人年龄限制，对立项领军人才，优先按照政策上限予以资助，进一步扩大高端人才受惠范围；

　　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鼓励企业家建言献策，探索建立苏州市生物医药复合型人才培训基地，实施“管理新秀培养计划”，推进医教协同、产教融合，创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此外，政府在药械审批方面也致力于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一方面，政府重点加快审评审批速度，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开辟优先审评。另一方面，加快药品通关速度，提高药品监督检验和生物医药检验服务承载量，以提高企业在科研创新方面的积极性。

　　如果说政策为生物医药的发展起到指明方向的作用，那么强大的资本支撑则是保证生物医药行业不断创新的重要物质基础。

　　在资本方面，BioBAY借鉴了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标杆“波士顿模式”，采用政府+PE/VC支持体系，除了在政策方面给予园区内企业大规模多方面的扶持基金以外，还在2013年成立了专注于早期和成长期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机构—元生创投。

　　截至目前，元生创投已经完成了140余家生命健康领域优秀企业的投资，涉及新药创制、医疗器械、体外诊断和精准医疗，以及医疗服务四大方向，其中苏州吉玛、百济神舟等14家企业已经登陆港交所、科创板等资本市场。

　　政府和投资机构的双重助力为BioBAY内企业科研工作和技术创新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也使得园区内企业近几年迅速发展。

　　科创能力作为生物医药产业的灵魂，是一个产业园区能否长远发展的另一个核心要素。BioBAY产业园区之所以能够在高端生物医药产业化和技术突破方面脱颖而出，主要原因是BioBAY在培养行业龙头企业、形成良好的产学研循环方面和高端技术平台引入方面的出色表现。

　　首先，BioBAY将园区内重要资源向龙头企业倾斜，旨在培养出生物医药内产业极具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BioBAY在建设初期着重孵化产业园区内高成长性的企业，使得这些企业在生物医药行业内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待这些企业初具规模之后，再大力招引国外顶尖的生物医药公司与本土龙头企业合资合作，进一步壮大规模。康宁杰瑞和百济神舟便是产业基地内技术突破较为典型的成功案例。

　　康宁杰瑞于 2009年入驻 BioBAY，并在2019年成功在香港上市。2020年，康宁杰瑞先与辉瑞达成临床合作协议，后与赛诺菲签订优先选择协议，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优势；百济神舟自主研发的BTK泽布替尼于2019年在美国上市，实现中国原研新药出海“零的突破”。

　　其次，BioBAY在发展期间，始终致力于产学研的良性循环的建立。在产学合作方面，BioBAY通过大院大所策略和建立高端人才智库的方式，集聚33所中外知名高校（研究院）、15家国家队科研院所，打造独墅湖科教创新区。

　　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向园区内企业输送了大量的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学位人才，并且企业与科研机构形成了频繁的技术交互。

　　在产研合作方面，BioBAY产业园区通过搭建产学研医合作平台，举办大院大所合作发展大会系列活动等方式，为医院、药企、投资机构、科研院所等开展产学研医合作“牵线搭桥”，促进这些企业的信息交互，目前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产－学－研体系。

　　此外，BioBAY产业园区十分注重国外先进技术的引入，因此在起步伊始时期便引入美国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使园区在开始就进入国际生物医药行业的视野当中，并在之后的十几年间不断扩大合作范围，旨在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起整个亚太地区生命科盟。

　　除了上述三大核心要素外，人才也对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发展的后劲起到了重要作用。BioBAY产业园区在人才引进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积极完备的人才激励机制和建立了产城融合的园区形式。

　　首先是积极完备的人才激励机制。为鼓励高端人才不断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的积极性，苏州市政府开展了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拓展生物医药产业专项，取消专项申报人年龄限制，对立项领军人才优先按照政策上限予以资助，并对优秀创业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加大对高端人才对吸引力度；

　　同时，为避免产业园区内人才断层现象，产业园区内着力建立苏州市生物医药复合型人才培训基地，并开展“管理新秀培养计划”，以满足BioBAY产业园区内企业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推动园区内生物医药产业的全面发展。

　　其次，BioBAY产业园区为了解决人才流入的后顾之忧，提升园区内人才的稳定性，BioBAY产业园区统筹园区内及周边生产、生活、生态布局，形成了产城融合的园区形式，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人才公寓、子女教育等生活配套服务，为人才营造宜居环境，提升对人才吸引力。

　　在医疗器械类和生物制药类龙头企业中，部分企业生产的产品在技术和制作工艺方面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对这些龙头企业的倾斜和扶持力度依旧不足，对产业园区内企业的赋能力度也极为有限。

　　这也使得我国很多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内没有充足的资金和资源进一步打开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科研成果规模化效果也很难达到最佳状态。

　　产业园区内大部分企业为中小型企业，缺乏大规模的资金和资源支撑。很多研发项目在研发过程中因为资金不足不得不中断。

　　目前市内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审批流程过于繁琐，现有的奖项评定标准更有利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并且园区内企业在专利维权方面不占优势。

　　一方面，审批过程缺乏灵活性和效率，审批标准制定得不够贴合生物医药产业本身的特点，导致企业在申请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过程中四处碰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进行研发的积极性；

　　此外，对产业园区内中小企业来说，专利维权的成本极高。因此当遇到专利侵权的事件时，产业园区内企业在维权方面并不占据优势。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在产学研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产学研合作缺乏沟通交流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困难。

　　由于性质差异，企业、投融资机构、高校及科研机构对科研项目的侧重点往往存在差异。企业更加注重规模化生产；高校、科研机构则更加重视科研项目的学术价值和获奖情况；投融资机构则更加看重项目的回报率。

　　因此，加强交流沟通对产学研循环的良性运转至关重要。但根据园区内企业反馈结果，产业园区内的产学研沟通交流由于缺乏平台和有效渠道，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的沟通不及时，因此科研成果和技术发展受信息差因素影响较大，产学研各要素之间难以做到步调统一。

　　同时，由于缺乏交流沟通和投融资方的助推、缺乏启动资金或者技术水平达不到行业标准，一些具有技术前瞻性的科研项目不得不中断，科技成果难以走到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的阶段，从而影响企业创收和进一步扩展市场规模。

　　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重点战略部署产业，因此近年来政府也一直制定并优化扶持政策，引领、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但是从企业的反馈结果来看，前期制定的相关惠企政策的实际落地效果并不理想，具体表现在2方面：

　　政府现阶段政策配套资金的总预算规模依旧较小，无法满足园区内企业对于资金的庞大需求。预算额度偏低导致的结果就是每家企业实际领取到的补助资金有限，即便成功领取政府扶持资金，扶持资金的规模也依旧无法满足企业在研发和规模化生产过程中的巨额资金需求；

　　现行的政府补助的申请门槛过高，园区内仅个别几家大型企业符合标准，大部分真正需要扶持的中小企业由于无法达到门槛标准无法实际享受到这些政策。惠企政策也难以发挥其最大的效应。

　　因此一个高成长性的企业背后一定离不开规模庞大而稳固的资金体系支持。但现阶段，国内很多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尚未形成完整的生物医药专项投融资体系，目前的投融资市场对风险的重视程度远超过技术和产品的前景，大量资金投入到了技术落后但暴利的产品生产中，而真正愿意投资先进且需要资金支持的产品的机构寥寥无几。

　　同时，既有的、授信评估体系和融资渠道对于产业园区内尚在成长期的中小型企业的要求过高，产业园区内多数企业都面临着不同程度上的研发和经营资金短缺的问题。

　　随着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生物医药产业园开始重视打造集聚高层次人才、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良好人居环境的“人才特区”。

　　首先，引进人才的政策与国内发展较好的产业园区相比缺乏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个人贡献评定没有充分考虑生物医药行业的特性。

　　为此，BioBAY等发展较快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大力扶持企业内高端人才的个人奖项申请，并不断优化奖项评定标准。

　　然而，企业在申请省级或市级个人奖项评定过程中往往要花费大量精力准备资料，但这些资料可能多数与创新成果本身相关性不大；

　　现行的个人贡献评定标准也没有充分考虑到生物医药行业的特性，反而导致许多在技术上颇有建树的高端人才无法通过审核，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端人才流入产业园区的积极性。

　　其次，人才补贴政策存在区别对待的现象。尽管现阶段产业园区为留住人才，政府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和保障措施，但很多优惠政策仅针对外地流入人才，导致许多本地人才由于享受不到同等优惠政策外流。

　　同时，由于产业园区内尚未建立人才配套服务平台，外地和海归人才在解决落户、居留签证、子女入学、医疗等方面缺乏高效便捷的办理平台，产业园区在留住外地人才方面也不具备足够的优势。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企业间联动效应普遍较弱，集聚效应有待提高，较多企业并不知晓产业园区内可合作的企业情况。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企业缺乏了解相关信息的平台和渠道，大部分企业获取合作伙伴的主要渠道依旧是他人介绍或与已有客户继续合作等传统模式，生物医药产业园内缺乏具有连结和集聚企业的公共技术和服务平台。这也使得产业园区内企业难以快速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基于此，首先，政府应重点扶持生物医药产业园内的龙头企业，对资源分配进行适当的调整，将更多的政策和资源向产业园区内高成长性、掌握前沿尖端科技的企业倾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为这些龙头企业指明更加具体的发展方向，加大政策和各方面资源的扶持力度，并充分利用政府的政务平台和相关宣传渠道提高龙头企业的曝光率，增加区域内企业与这些龙头企业的交流合作机会。

　　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国医药工业百强、境内外上市生物医药企业的招引力度，政府招引工作小组应加强与这些企业的联系与沟通，了解这些企业在本土落地的需求，从而制定出更有利于这些领军企业在大连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设立工厂或分支机构的条件，推进产业园区产业集聚效应加强的进程。

　　同时，政府应鼓励并大力扶持这些龙头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在有利于企业扩大海内外知名度的项目上，政府应主动牵头为产业园区内的企业争取与国际顶尖生物医药企业的合作机会和进入高端技术交流平台的机会，在使企业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公司与国外生物医药研发水平的差距的同时，也为企业的先进技术“走出去”提供更多机遇。

　　针对产业园内企业整体研发投入不足、专利申请和维权方面的困境，政府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现状加以优化。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投入，政府应在现有的扶持资金的基础上，扩大生物医药产业专项资金和科研项目专项经费的拨款总规模，加大对技术研发和创新的企业的扶持力度，使政府能够对企业在科研项目启动、科研成果产业化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实行更加精准的赋能。

　　政府可以组成专利审批流程优化专家团，在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中挑选出业内资深学者或企业研发中心负责人组成专家团，由该专家团提出现行审批标准的不合理之处以及相应的整改意见。

　　为了保证优化后流程的公平性，无论是组建专家团，还是专利或奖项的名额分配，政府都应保证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具有同等的名额和话语权。

　　再次，政府应充分利用北方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增强企业的专利维权能力。一方面，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维权咨询和线上答疑服务等方式为企业在专利维权方面的问题提供问询渠道；另一方面，政府可以为产业园区内受到专利侵权的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加大对企业科研成果的保护力度。

　　在现有的产学研联盟的基础上，产业园区内应加快产学研交流平台的建设。一方面，政府应作为该平台建设的“牵头人”，鼓励更多的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入驻该平台，通过举办线上、线下生物医药行业交流会，增加企业与高校沟通的机会，推动学术和药械生产在科研方面标准的磨合和统一。

　　除了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之外，政府还应该重视投融资机构在产学研联盟中的作用。政府应鼓励投融资机构对生物医药领域进行投资，将投融资机构引入产学研联盟当中，通过加强与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沟通，深入了解生物医药企业特性，以便于制定出更具有普适性的融资产品，为产业园区内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从而更好地解决产业园区内企业目前资金方面的痛点难点。

　　同时，政府应对于致力于生物医药行业融资产品创新的融资机构给予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的补贴和奖励，提高民间融资机构扩大对生物医药企业投资规模的积极性。

　　因此，政府应扩大提供给企业的科研项目资金和政府专项扶持资金的总预算规模，从基数上增加企业享受补贴的金额。为了保证政策最终成功落地实施，政府也应成立政策落地情况调查小组，定期与企业进行沟通，了解企业享受政府补贴的真实情况。

　　同时，政府应对目前的政府补助申请标准进行调整。对于基准过高、仅大型企业能够达标的政策，政府应进行下调。

　　为了使调整后的标准更加符合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大部分企业的诉求，政府应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增加与企业的沟通，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征集企业意见的方式收集并整合企业意见，形成更具有针对性的补助申请的政策条件和使用条件。

　　面对园区内多数企业面临的融资难的困境，政府应担当起牵头人和指导者的职责，盘活资本、基地、产业集群等要素，在产业园内形成良性的产业循环，为处在不同生命周期的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精准扶持。

　　戴德梁行在其发布的《生物医药行业产业集群发展》中表示，目前在国内，“基金+基地+产业集群”的模式是被行业认可的模式，因此政府应针对生物医药行业的特性，推动这一模式落地实施。

　　首先，政府应该对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短线资本和长线资本进行整合。政府可以建立一个产业投资基金池，帮助基地引进项目和扶持产业发展。

　　在政府资金方面，政府可以引入国企和其他产业资本投入资金，并大力扶持和鼓励优秀创投机构和园区内比较有实力的药械企业自行成立基金并对外募集资金，为处于各生命周期的生物医药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保障园区内企业具有长久的研发生命力。

　　其次，针对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的发展，政府应给予明确的指导和精准的扶持。政府应制定具有强针对性、精细化的产业政策，对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提供清晰的发展定位、发展路线和发展目标，并对园区内企业提供积极的产业、税收等相关扶持政策。

　　并依托产业平台的协同联动作用，使资本、基地、产业集聚3要素之间的交互，形成一个良好的生物医药生态，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扩大企业融资资金池的规模。

　　对于本地难留住人才这一痛点，政府应从精简现有个人奖励评定流程，统一外地人才和本地人才的待遇和完善园区内人才配套服务3个方面进行优化。

　　首先，关于个人奖励评定流程中的不合理之处，政府应及时进行优化和改进。在奖项评定材料方面，相关流程制定政策的部门应加强与龙头企业、园区内顶尖专家的沟通，在充分了解生物医药行业内关键技术评定的关键资质证明后，对现有的材料清单进行精简；

　　其次，政府应对区域内所有人才一视同仁，统一本地和外地人才的补贴和福利政策的标准，保障本地人才的福利保障，减少本地人才由于福利待遇与外地人才不一致导致的外流现象。

　　同时，政府也应为产业园区内人才建立人才配套服务平台，为生物医药产业园内的外地和海外人才营造高效便利的生活环境，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进一步提高园区内人才的留存率。

　　基于企业间缺乏联动和企业间缺乏沟通的渠道的现状，政府应从线上和线下两个维度增强生物医药产业园的集聚效应和企业间的联动效应。

　　从线上维度来说，政府应加快建设公共技术交流平台，设立技术合作功能区和企业供销信息展示区，不断完善园区内信息网的搭建和完善，使园区内的企业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促进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和业务交互。

　　从线下维度来说，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行业内顶尖峰会和研讨会的引进力度。政府应当与国内外顶尖的技术峰会加强沟通与联系，使越来越多的顶尖生物医药技术峰会或研讨会入驻生物医药产业园，并以此为依托增加园区内企业与外地行业龙头企业交流合作的机会。

　　另一方面，政府应组织本地的企业交流会和研讨会，为园区内企业提供线下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和潜在的合作机会。